(1)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所有制的结构来看,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征十分明显,完全符合传统计划经济的共同标准.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业经济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则主要以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的农产品统购计划和相应的生产计划,并不具有完整的集体产权.
(2)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国家主要通过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通过组建专门的经济计划部门制定发展计划,并对企业通过指标、计划参数、实际评价等实行全面的控制,而企业的绩效则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和当局的偏好.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但由于信息问题,导致计划多具有刚性而缺乏灵活性.
(3)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
(4)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政府的计划和指令.资源流向的指令刚性导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资源都被按照政府意愿配置,资源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
(5)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计划体制下的交易活动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对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这导致在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过牟取权力,搭便车等行为进行变相支付等行为也是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
(6)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核心在于,根据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分配数额,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民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行为更多得表现为一种合作的社会性生产和团队生产过程,单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贡献率无法做出准确测量,这给按劳分配规则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实践来看,多数按劳分配实际都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这导致苦乐不均,劳动者积极性下降,搭便车行为普遍化.
(7)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结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出于战略考虑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对城市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投入较大,但由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积累不足,经济总量较小,并且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因此都采取“抽农补工”的做法,试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违背结构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抑止.农村和农业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制,这一结构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中产业链条的断裂,是造成后期改革最初发端于农村的根本原因.
(8)对外封闭型经济.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由于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阶段,两大社会制度的冲突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之前就明显存在.尽管新政权都表示希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并提出过“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都是封闭型的.
